方案从明确部门职责、循序渐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因地制宜确定分类标准、注重配套系统建设等方面着手，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确保有害垃圾单独投放，提高可回收物的单独投放比例。
在体制机制上，从1985年成立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到2019年的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北京几轮源解析都表明，这些年空气污染主要来源是燃煤、机动车、工业和扬尘，源解析锁定了我们的目标，提高了治理针对性、有的放矢。
焦点2基本解决燃煤污染问题于建华介绍，20世纪80年代，北京以消烟除尘大会战治理二氧化硫、烟尘等煤烟型污染为主。8月北京PM2.5月均浓度为23微克/立方米，在5-7月连续三个月月均浓度保持30+之后，8月份月均浓度创造了历史新低，首次月均浓度低于30。另外，北京一直致力于加强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北京还制定实施了严于国家要求的水污染防治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法律法规。以PM2.5为代表的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是北京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水平全面提升的一个缩影。
焦点1二氧化硫连续两年个位数昨日，在发布会上，北京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首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北京这么多年空气改善，首先得益于科技支撑。其中4亿元，主要用于汕头、揭阳、东莞、茂名、佛山的重点流域水污染整治;1.2亿元，用于河源、肇庆、湛江、云浮4市的良好水体(湖泊)保护;剩余的2000万元用于奖励深圳、广州两市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公示时间为9月5日11日。1亿元的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中，1000万元国务院督查正向激励奖励资金用于深圳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工作，其余9000万元用于江门、广州、佛山、东莞等10个市的臭氧治理达标攻坚。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登出《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19年中央财政环保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的公示》(以下简称《公示》)，公布2019年中央财政环保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绩效目标和任务清单比较而言，我国其他的责任保险赔付率在40%-60%左右。
这些做法改善了保险产品的合理性，有利于提高赔付率。大多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设定了很多除外责任，比如将企业排污行为导致的损害、渐进性污染导致的损害以及地下储罐损害等均列入除外责任。
自下而上的实施方式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均已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覆盖涉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保险公司已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1600亿元的风险保障。2017年后新一轮试点过程中，深圳、贵州、山东、海南、新疆均采取共保模式，招标保险经纪公司组建共保体。而保险公司也认为企业没有投保积极性，抱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业务难以开展，以及保险价格低廉，难以开展附加的风险管理服务。
有些大型保险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在少数地方开展环境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服务试点，但是由于第三方评估机构与投保企业、保险机构存在直接利益关系，在没有技术规范的情况下，其难以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估。费率是体现产品性价比的重要指标，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平均费率大幅下降，2013年平均费率为1.49%，2014年基本持平为1.51%，2017年下降至1.03%。2013年，原环境保护部与原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461个案例中，损害赔偿金额平均值为186.35万元，最大赔偿额为4000万元。
三是确定投保责任限额的标准差异较大。五是保险行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
地方试点出台实施方案，主要包括试点企业名单、投保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随后，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有力推动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
各地试点实践中，责任限额与除外责任一般由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自主确定，实际上将风险定价权交给了市场。根据2015年对部分地方试点的调研，目前每家投保企业的平均保费在3万元左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与投保企业普遍反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率极低。在制度建设上，已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企业开始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三是试点强制特色更明显。建议建立生态环境部与银保监会的联合工作机制，建立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极低的赔付率直接损害了第三方索赔人的利益，难以达到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目标。
四是强制投保范围明确。一是保险责任范围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脱节。
五是服务模式更加统一。一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促进了环境风险防范。
一是建立生态环境部门与银保监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保险机构在承保前开展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保险费率和责任限额。
二是试点企业名单制定较为随意。在责任构成要件上，不要求行为的违法性，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环境污染风险。环境风险定价机制不完善，损害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目标。上述问题会导致以下后果：责任范围不合理直接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率极低。
从四川省不完全数据情况看，其赔付率不到4%。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有利于及时救济污染受害者。
四是风险评估不能达到控制风险的目标。在上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试点的责任限额一般以风险评估结果确定，风险评估成为确定企业投保义务额度的判断标准。
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总的来看，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另一方面，企业不支持，社会评价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核心要素是立法为高环境风险定价，现有试点政策仅规定了高风险企业范围与承保责任范围，并未规定责任限额与除外责任。二是产品性价比逐步提高。比如组织相关部门、研究人员定期编辑报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通讯，及时汇总报送各地方试点进展情况，反映试点问题，总结试点成效，为下一步相关立法提供支撑材料。
信息壁垒问题导致以下后果：保险责任限额在地方试点存在较大差异性，投保企业投保是一笔糊涂账。四是赔偿金额较高，企业涉诉后面临巨额经济赔偿。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保险公司已经支付赔款1亿元以上，许多污染受害者及时得到救济，较好维持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四是研究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指南。
这就意味着，即使企业按照排污标准排污，没有环境违法行为，但是只要排污行为导致了污染损害后果，企业就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样做的后果，除了风险分类条款和责任限额严格限制了企业索赔金额，直接影响环责险赔付率之外，也让企业产生保险公司收了钱就走的印象，严重影响企业投保意愿。
